瞿秋白“是最早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因此，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
但严格说，入乐不等于第一个翻译。可以再看看下面的文章
《国际歌》：到底谁是第一个汉译者？
被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呢？有说是瞿秋白，有说是萧三，有说是郑振铎与耿济之合译，但是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北塔考证，在这些名流大家之前，还有一位无名小辈———列悲，更早地发表了《国际歌》的全译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译者呢？
2005年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他们刚刚出版的《寻芳草集》，那是绿原先生最新的随笔集，里面收了《＜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一文。那是老先生写于1999年、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24日《解放军报》的文章，原来的题目有点耸人听闻，叫《＜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文中说：“中国传唱的中文歌词是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的，译者不详。”绿原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过来人和见证者，他应该听说过几位译者的名字，但他说“不详”，应该是有隐曲的吧。这激发了我探讨的兴趣。
瞿秋白说
2005年11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登载了焦雨虹的文章《＜多余的话＞：“书生革命者”的困境》。文中说，“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是瞿秋白。此文是书评，评的是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焦的这一论断应该是来自陈铁健。
陈铁健在后来出版的《瞿秋白传》中说，瞿秋白“是最早将它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这算是对“正式”的一简短的解释。周永祥著《瞿秋白年谱新编》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当时，《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但是都不合乎唱的要求。他懂乐谱，会弹琴。一边翻译，一边弹唱，苦心斟酌，几经修改，始将《国际歌》歌词成功地译出来。‘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则照国际惯例保留原音，与乐谱相配。”所谓“正式”指的是瞿译可直接“入乐”。
周永祥又说：瞿秋白是作为《晨报》记者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着手翻译《国际歌》的。回国后，又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新词，并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在歌词前，瞿秋白写有小序，说：“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瞿秋白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同时发表的是他作词谱曲的《赤潮曲》，措辞和曲调明显是《国际歌》的模仿，大概他是要以身作则，使中国的《赤潮曲》和世界的《国际歌》“同声相应”。由此可知，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这早已是瞿秋白研究的一个定论。
萧三说
那么，绿原说的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国际歌》中文歌词的译者是否就是瞿秋白呢？未必。还有另外一说。《中国翻译词典》说：“1923年夏，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萧三’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随后在中国广为传唱的，便是这一版本。”又说：“1939年，萧三在吕骥、冼星海的帮助下，又按照原文对译词进行了修改。其后，他又多次修改，沿唱至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绿原所说的三个条件，即：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在中国传唱。绿原说“不详”，可能就是因为他无法肯定这位译者到底是瞿秋白还是萧三。他是实事求是而且谨小慎微的。
2001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祖振声在其文章《音乐出版与涉外著作权》中说：“瞿秋白翻译的1887年由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于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同年，萧三又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1923年夏，萧三才在苏联开始翻译，而瞿秋白的译文已经在中国发表了。孰早孰晚，还用说吗？
郑振铎、耿济之说
那么，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到底是谁？
根据上述说法，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这三种译本分别出自谁的手笔？它们出现的早晚又顺序如何呢？
据《中国翻译词典》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际歌》开始传入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于1920年10月、11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6段诗歌，分4次刊完），题目为《劳动歌》，译者署名“列悲”；几乎与此同时，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刊出了题为《劳动国际歌》的译文，译者张逃狱。所以，那三个中文译词中的两个应该出自列悲和张逃狱之手，汉译《劳动歌》的发表时间要略早于汉译《劳动国际歌》。据陈福康考证，准确的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分别是《劳动者》周刊第2、4、5、6期。列悲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
那么，另外一人是谁呢？
1997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郑尔康《＜儿童世界＞和郑振铎》一文，文章后面附录一份介绍乃父郑振铎的“小资料”，说，1920年，郑曾经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郑尔康之所以敢用“最早”一词，是因为他清楚，郑振铎和耿济之的翻译是在秋白之前。他在《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一书有比较详细的交代：“1920年七八月间，我父亲郑振铎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一天，他和好友———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赤色的诗歌》的诗集。父亲和耿济之把其中的25首诗都读了一遍，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于是，他俩商量着要把这些诗都翻译出来，并准备发表在他们编辑的《人道》月刊上。其中《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就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文。”郑尔康所引文字的出处是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面发表了C.Z和C.T“同译”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据陈福康考证，C.Z即“济之”二字的音译缩写，而C.T则是“振铎”二字的音译缩写。在C.T写的“附注”里说：“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译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
被淹没的无名小辈
郑、耿译文到底发表在哪儿？目前有三种说法。一、《人道》月刊，二、《民国日报觉悟》，三、《小说月报》。按照第一种说法，耿、郑的译文发表在1920年8月左右，早于1920年10月10日。但关键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它来源于1983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记录稿，那里面说：“还出了一期《人道》（月刊），上面登过《国际歌》，瞿秋白译意，我写歌词。”瞿秋白当时是耿济之的同学，也与郑振铎过从甚密。郑振铎的晚年回忆显然有误。一是把耿济之的帽子戴到了瞿秋白的头上，二是把发表的刊物误记成了《人道》。1921年9月他自己写的“附注”说得很明白：“而预备登载他们的《人道》月刊也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出版……现在先把这篇《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登在本报本号。”《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确实有耿、郑合译的《国际歌》，但据陈福康考证，这是第二次发表，而首发是在1921年5月27日的《民国日报觉悟》。
从发表时间的角度说，哪怕是比较早的1921年5月，也比1920年10月或11月要晚。陈福康在《我国最早的＜国际歌＞译词》一文中说：“郑振铎等人的这一译作，实是我国最早翻译、而且流传较广的《国际歌》译词”。又说“郑振铎等人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翻译《国际歌》的人。”后来在其专著《一代才华郑振铎传》中也说，郑振铎与耿济之在无意中最早完成了这首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的歌词的中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做了大胆的求证，列悲的译词是从该周刊（指《劳动者》）第二期开始发表的，应是在这年10月翻译的，而从上引郑振铎的说明中知道，他们是在七八月间即着手翻译的。”实际上这个证据也还是一个假设，而且是一个搀杂着先入为主的假设。列悲的译词发表于1920年10月，我们只能说他翻译的时间最晚是在当月，但怎么能武断地说肯定是在这个月份呢？难道不能是9月或8月甚或更早至1919年？
综上所述，对于谁是汉译《国际歌》第一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列悲是个小人物，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他寥寥无几的传记材料中弄明白他翻译《国际歌》的确切时间。需要强调的是，他那么早就译了，而且译全了。至少从发表先后的角度来说，他的译文比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萧三等名流大家的更早，名列第一。但愿无名小辈的这一荣耀不会再因为他的无名而被大人物的大名所淹没。（据《中华读书报》）
中国第一个翻译外国著作的人是谁
因为 芳草萃这种美容品。是从大自然中的各种芳香植物的不同部位中提炼出有不同气味和颜色的精油。 普通的按摩和沐浴 ，一般不会引起副作用。 能量丹？ 如果是内服的保健品。 存在发霉情况就不能在用。如是精油之类，主要通过吸嗅影响脑的边缘系统和通过皮肤渗透进入体内，可能造成肚子痛 头疼 皮肤过敏这些情况。 建议取一些去正品医疗机构做一个化验。
秋白“是最早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因此,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但严格说,入乐不等于第一个翻译.可以再看看下面的文章《国际歌》：到底谁是第一个汉译者? 被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国际歌》,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呢?有说是瞿秋白,有说是萧三,有说是郑振铎与耿济之合译,但是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北塔考证,在这些名流大家之前,还有一位无名小辈———列悲,更早地发表了《国际歌》的全译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译者呢? 2005年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他们刚刚出版的《寻芳草集》,那是绿原先生最新的随笔集,里面收了《＜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一文.那是老先生写于1999年、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24日《解放军报》的文章,原来的题目有点耸人听闻,叫《＜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文中说：“中国传唱的中文歌词是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的,译者不详.”绿原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过来人和见证者,他应该听说过几位译者的名字,但他说“不详”,应该是有隐曲的吧.这激发了我探讨的兴趣. 瞿秋白说 2005年11月11日的《中华读书报》登载了焦雨虹的文章《＜多余的话＞：“书生革命者”的困境》.文中说,“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是瞿秋白.此文是书评,评的是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多余的话》.焦的这一论断应该是来自陈铁健. 陈铁健在后来出版的《瞿秋白传》中说,瞿秋白“是最早将它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这算是对“正式”的一简短的解释.周永祥著《瞿秋白年谱新编》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当时,《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但是都不合乎唱的要求.他懂乐谱,会弹琴.一边翻译,一边弹唱,苦心斟酌,几经修改,始将《国际歌》歌词成功地译出来.‘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则照国际惯例保留原音,与乐谱相配.”所谓“正式”指的是瞿译可直接“入乐”. 周永祥又说：瞿秋白是作为《晨报》记者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着手翻译《国际歌》的.回国后,又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新词,并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在歌词前,瞿秋白写有小序,说：“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瞿秋白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同时发表的是他作词谱曲的《赤潮曲》,措辞和曲调明显是《国际歌》的模仿,大概他是要以身作则,使中国的《赤潮曲》和世界的《国际歌》“同声相应”.由此可知,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这早已是瞿秋白研究的一个定论. 萧三说 那么,绿原说的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国际歌》中文歌词的译者是否就是瞿秋白呢?未必.还有另外一说.《中国翻译词典》说：“1923年夏,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萧三’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随后在中国广为传唱的,便是这一版本.”又说：“1939年,萧三在吕骥、冼星海的帮助下,又按照原文对译词进行了修改.其后,他又多次修改,沿唱至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绿原所说的三个条件,即：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在中国传唱.绿原说“不详”,可能就是因为他无法肯定这位译者到底是瞿秋白还是萧三.他是实事求是而且谨小慎微的. 2001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祖振声在其文章《音乐出版与涉外著作权》中说：“瞿秋白翻译的1887年由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于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同年,萧三又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1923年夏,萧三才在苏联开始翻译,而瞿秋白的译文已经在中国发表了.孰早孰晚,还用说吗? 郑振铎、耿济之说 那么,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到底是谁? 根据上述说法,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这三种译本分别出自谁的手笔?它们出现的早晚又顺序如何呢? 据《中国翻译词典》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际歌》开始传入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于1920年10月、11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6段诗歌,分4次刊完）,题目为《劳动歌》,译者署名“列悲”；几乎与此同时,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刊出了题为《劳动国际歌》的译文,译者张逃狱.所以,那三个中文译词中的两个应该出自列悲和张逃狱之手,汉译《劳动歌》的发表时间要略早于汉译《劳动国际歌》.据陈福康考证,准确的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分别是《劳动者》周刊第2、4、5、6期.列悲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 那么,另外一人是谁呢? 1997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郑尔康《＜儿童世界＞和郑振铎》一文,文章后面附录一份介绍乃父郑振铎的“小资料”,说,1920年,郑曾经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郑尔康之所以敢用“最早”一词,是因为他清楚,郑振铎和耿济之的翻译是在秋白之前.他在《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一书有比较详细的交代：“1920年七八月间,我父亲郑振铎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一天,他和好友———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赤色的诗歌》的诗集.父亲和耿济之把其中的25首诗都读了一遍,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于是,他俩商量着要把这些诗都翻译出来,并准备发表在他们编辑的《人道》月刊上.其中《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就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文.”郑尔康所引文字的出处是1921年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面发表了C.Z和C.T“同译”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据陈福康考证,C.Z即“济之”二字的音译缩写,而C.T则是“振铎”二字的音译缩写.在C.T写的“附注”里说：“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译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 被淹没的无名小辈 郑、耿译文到底发表在哪儿?目前有三种说法.一、《人道》月刊,二、《民国日报觉悟》,三、《小说月报》.按照第一种说法,耿、郑的译文发表在1920年8月左右,早于1920年10月10日.但关键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它来源于1983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记录稿,那里面说：“还出了一期《人道》（月刊）,上面登过《国际歌》,瞿秋白译意,我写歌词.”瞿秋白当时是耿济之的同学,也与郑振铎过从甚密.郑振铎的晚年回忆显然有误.一是把耿济之的帽子戴到了瞿秋白的头上,二是把发表的刊物误记成了《人道》.1921年9月他自己写的“附注”说得很明白：“而预备登载他们的《人道》月刊也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出版……现在先把这篇《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登在本报本号.”《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确实有耿、郑合译的《国际歌》,但据陈福康考证,这是第二次发表,而首发是在1921年5月27日的《民国日报觉悟》. 从发表时间的角度说,哪怕是比较早的1921年5月,也比1920年10月或11月要晚.陈福康在《我国最早的＜国际歌＞译词》一文中说：“郑振铎等人的这一译作,实是我国最早翻译、而且流传较广的《国际歌》译词”.又说“郑振铎等人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翻译《国际歌》的人.”后来在其专著《一代才华郑振铎传》中也说,郑振铎与耿济之在无意中最早完成了这首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的歌词的中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做了大胆的求证,列悲的译词是从该周刊（指《劳动者》）第二期开始发表的,应是在这年10月翻译的,而从上引郑振铎的说明中知道,他们是在七八月间即着手翻译的.”实际上这个证据也还是一个假设,而且是一个搀杂着先入为主的假设.列悲的译词发表于1920年10月,我们只能说他翻译的时间最晚是在当月,但怎么能武断地说肯定是在这个月份呢?难道不能是9月或8月甚或更早至1919年? 综上所述,对于谁是汉译《国际歌》第一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列悲是个小人物,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他寥寥无几的传记材料中弄明白他翻译《国际歌》的确切时间.需要强调的是,他那么早就译了,而且译全了.至少从发表先后的角度来说,他的译文比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萧三等名流大家的更早,名列第一.但愿无名小辈的这一荣耀不会再因为他的无名而被大人物的大名所淹没.（据《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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