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李、杨进入了岛内教育、科技和媒体的视野；5月，李、杨获爱因斯坦奖，岛内对二人的关注度明显提升；10月，诺贝尔奖揭晓，岛内对李、杨的关注达到巅峰，在各种庆祝宣传活动和媒体的渲染下，李、杨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式人物。

获奖项目的研究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凭借共同发表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重要研究成果也叫宇称不守恒，但这并不是杨振宁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奠定杨振宁在理论物理学界地位的研究成果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这是杨振宁和他的助手米尔斯一同提出来的理论，这个理论解决了粒子物理学建造标准模型骨架的理论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强力的机制问题。

杨振宁的这个理论，为物理学家们研究粒子物理提供了一座桥梁，没有这道桥，就没法顺畅的研究粒子物理，有5位科学家用杨米尔斯李理论来解释强力，诺贝尔奖委员会为了表彰这五位科学家的贡献，分两次为这五位科学家授予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此可见，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地位。

杨振宁主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场论等细分领域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物理学中有四大基本力，强核力、弱核力、电磁力、引力，电磁力和引力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了许多实际应用，这两大基本力也是常人最容易理解的力，而强核力和弱核力的普及程度就要低很多，也更加难以理解。

杨振宁与李政道一起获得了什么

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

他1922年9月22日出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杨振宁1938年至1944年在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读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杨振宁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1945年赴美求学，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至197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和波兰、美国等6所院校的理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21日正式退休，石溪分校同日将理论物理研究所命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同年被该校授予一等荣誉博士学位。

杨振宁于1956年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大大促进了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在粒子物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另外，杨振宁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到中国探亲、访问和讲学，同时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98年6月，清华大学授予杨振宁为清华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6月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夫人杜致札（已故）是杜聿明的女儿，她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结婚，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杨光诺、次子杨光宇和女儿杨又礼。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与潮汕女子翁帆在汕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附其传记如下：

杨家原籍安徽省原凤阳府。杨振宁的曾祖父杨家驹(字越千)曾任安徽省太湖县的都司。1877年任满回原籍，途经合肥，为朋友挽留定居于此。杨振宁的父亲杨克纯(字武之)是他祖父杨邦盛(字慕唐)的长子。杨武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

杨振宁出生在合肥县(今合肥市)县城西大街四古巷。1933—1937年在北京崇德中学上学，1937年秋进入合肥省立第六中学。1938年初他们一家到了昆明，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学习。1938—1942年就学于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阵容十分强大。教杨振宁大一国文的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和王力等。杨振宁跟赵忠尧学习大一物理，跟吴有训学习大二电磁学，跟周培源学习大二大学。他的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吴大猷先生给了他一篇罗森塔耳(J.E．Rorenthal)和墨菲(GM Murphy)于1936年写的关于群论和分子光谱的总结性文章。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是代数专家狄克逊，杨武之让杨振宁从狄克逊写的《现代代数理论》中学习群表示理论。杨振宁发现书中仅用二十几页就将群表示理论讲得清清楚楚，极合他的口味。实际上，当他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的时候，就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一些群论的基本原理，曾被放在父亲书架上的斯派塞的(有限群论)(Die Theorie der Gruppen van endlicher Ordnung, 1923)中的美丽图形强烈地吸引住。他的家庭使他很早就受群论的熏陶。他写学士论文的经历，又使他对群论与对称性在物理中的应用有了深刻的印象。

杨振宁于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2年。他的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在杨振宁进人清华大学研究院之前，曾听了王竹溪一系列关于相变的演讲，使他了解到相变是很重要的问题。在王竹溪指导下，他完成题为“超晶格统计理论中准化学方法的推广”的统计力学文章，这篇文章与一些其他工作合起来成为他的硕士论文。在研究院这2年间，他也从马仕俊那里学习到很多场论知识。

吴大猷和王竹溪引导杨振宁走的两个方向是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杨振宁始终强调这是他一生中主要的研究方向。

1944年夏，杨振宁考取了留美公费生，按照考试委员会所选定的专业，他报考了高电压专业。按照考试委员会“凡录取各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留待后信”的规定，杨振宁从1944年秋到1945年夏，在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了一年高中数学。他一面教书一面学习和研究场论，彻底地学习了泡利所写的关于场论的总结文章。

杨振宁在昆明的7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基本上决定了他今后研究的主体方向。爱因斯坦、狄拉克、费米当时已经是他最崇敬的三位物理学家。 1945年11月下旬他到达美国，原希望师从费米，但费米已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去处不明，使他甚为失望。几经周折，最后才在张文裕教授那里打听到费米即将去芝加哥大学的消息。

1946年初，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注册成为研究生。开学不久．他向费米提出，希望在他的指导下写一篇实验论文。但费米的实验室当时在阿贡，杨振宁是外国人，不能进入阿贡实验室。

后来，费米介绍杨振宁到艾里逊(S.K.Allison)的实验室去工作。当时这个实验室正在造一台4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杨振宁和另外五六个同学花了大约20个月的时间，帮助艾里逊造成了加速器。可是，他用此加速器所做的实验却不成功。杨振宁接受了泰勒的建议，放弃实验，而把他当时已差不多写好了的一篇理论文章作为博士论文。

泰勒对群论在物理中的应用有很直观的见解。杨振宁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杨振宁的题为“核反应与关联测量中的角分布”的博士论文就是结合了物理见解与群论方法的一项工作。

在芝加哥期间，杨振宁一方面从事粒子物理的研究，一方面继续发展他对统计力学的兴趣。他花了很大力气读昂萨格在1944年所写的关于二维Ising模型的文章，为了理解顺磁化的机制，他还研究了布洛赫关于自旋波的文章及贝特1931年和赫尔谈1938年的文章。这一段努力，虽然没有立刻得出成果，却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费米和泰勒，特别是费米的研究风格的特点，杨振宁认为是从物理现象出发，不是自原理出发。杨振宁称这种方法为归纳法，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说他在中国学到了推演法，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了归纳法，先后得到了中西教育精神的好处。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活跃的学术气氛中，接触到最有发展前途的一些研究方向。那时正值粒子物理开始新的蓬勃发展。他与同辈的工作者和这门学科一同成长。在为他60岁生日的一篇演讲《读书教学四十年》中；他说：“(我们)很幸运。”

1949年春，杨振宁申请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去做博士后研究，因泡利和朝永振一郎要到那里，那里还有一批在重整化领域中很活跃的年轻的理论工作者。当这个所的所长奥本海默接受了杨振宁的申请之后，费米劝告他在那里不要超过一年，因为那里的物理太抽象了。实际上，费米、艾里逊和泰勒已得到芝加哥大学的同意，在1950年再将杨振宁聘请回来。

1950年春，奥本海默给杨振宁在高等学术研究所继续工作5年的机会，当时杨振宁有几种选择，但最重要的是要决定是否回芝加哥大学，他完全记得费米的告诫：不要在这个研究所待太久。可是他的女朋友杜致礼那时正在纽约读书，离普林斯顿只有一小时的火车路程。所以，他最后决定留在普林斯顿。杜致札是杜聿明将军的女儿，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附属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他们于1950年8月26日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杨光诺生于1951年，次子杨光宇生于1958年，女儿杨又礼生于1961年。

1952年12月中旬，杨振宁收到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Cosmotron加速器的部主任柯林斯(G.B.Collins)的信，邀请他访问布鲁克海文一年。Cosmotron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3吉电子伏)质子加速器，可以产生 介子和奇异粒子，许多实验组都在那里工作，做出许多有趣的结果，为此杨振宁决定接受这一邀请，于1953—1954年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工作了一年。1954年回到普林斯顿，1955年晋升为教授。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自1949到1966年前后17年，他自己说这是他一生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1965年春，奥本海默告诉杨振宁．他准备从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所长的职位上退休，他想向董事会推荐杨振宁做他的继任人。杨振宁告诉奥本海默，自己不想成为这个所的所长。奥本海默让杨振宁想一想再决定，经过考虑，杨振宁在一封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说：“我不能肯定我会成为一个好所长，但我肯定不欣赏一个所长的生活。”尽管如此，命运给杨振宁作了一个新的安排。在1964—1965年间，纽约州政府在纽约州内的大学中设置了五个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的职位。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校长托尔(J.S.Toll)和物理系主任邦德(T.A.Pond)与杨振宁接触，希望他接受该校的爱因斯坦讲座教授的职位。托尔和邦德并希望在石溪分校建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由杨振宁当所长。这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管理起来很容易，考虑以后，杨振宁接受了石溪的邀请，于1966年到职。

1991年，本文作者写信给托尔，托尔在1991年2月22日的回信中说:“杨振宁到石溪分校是该校发展中最大的一件事。”该校自杨振宁到校后，一跃而成为美国注重研究的大学之前茅。他对全校的研究空气，对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阵容，对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对学校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石溪分校的现任校长马伯格(J.H.Marburger)在1991年 4月1日给本文作者的回信中说:“杨教授来到石溪，是石溪在发展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学术机构过程中的突破，使石溪成为美国一个优秀的科学中心。”

1971年夏天杨振宁访间了新中国，是知名华人学者访问新中国之第一人；为中美文化交流，为中美人民之相互了解，起了极大作用，深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誉。

杨振宁于1983年回忆1971年的感受与感想时说:“(那时)我想我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浓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确实，杨振宁从1971年以来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于1977年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为促进中美建交(1979年)做了许多工作。1981年他在石溪分校设立了CEEC奖金，自美国和香港捐资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做访问学者，迄今已有80余人得到此项支持，其中绝大部分已回国到原单位服务。

1983年杨振宁在香港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自任基金会主席。8年以来基金会捐助中山大学1000多万港币，支持了中山大学近百项研究项目，并为中山大学建成一座研究大楼。

自1986年起，杨振宁接受陈省身教授邀请，在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内组织了理论物理研究室。数年来该室在国际数学物理学界已颇有声誉。

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1980年获得拉姆福德(Rumford)奖，1986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他有多项荣誉学位，也是中国许多大学的名誉教授。

杨振宁的特征、个性、为人

杨振宁的工作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眼光深远，善于做一二十年以后才为别人注意的题目。1954年关于规范场的工作，在20多年以后大家才认识到它的奠基性的价值。1967年的杨一巴克斯特方程，也几乎20年以后才被大家认识。并且这两项工作都会在今后几十年内继续发生重大影响。选择做这种工作的秘诀在哪里？本文作者曾以此求教于杨振宁。他说，第一，不要整天跟着时髦的题目转，要有自己的想法。第二，要小题目大题目都做。专做大题目的人不容易成功，而且有得精神病的危险。规范场虽然是大题目，可是1967年做的杨一巴克斯特方程却是小题目。那么小题目怎么变大了呢？这就是第三，要找与现象有直接简单关系的题目，或与物理基本结构有直接简单关系的题目。杨---巴克斯特方程之发现，起源于公式(3)的问题，那是最简单的、最基本的量子多体问题。研究这种问题，容易得出有基本价值的成果，研究这种问题的方法，容易变成有基本价值的方法。

本文作者问杨振宁，在他的研究经历中有没有失败的地方？他说当然有，最重要的是他在60年代没有掌握对称性之自发破缺的重要性。“我那时不喜欢自发破缺，有一套原因，现在看起来是错的，在我的《选集》一书的第67页上有关于此点的讨论。”

杨振宁喜欢做开创性的工作，喜欢走进新领域。这种取舍是否有缺点？杨振宁说：“当然有，不过天性如此，不能勉强。”

1986年6月4日杨振宁在北京和许多研究生谈话，讲到他认为做物理研究之三要素是三个 p：Perception，Persistence，Power，即眼光、坚持与力量。(他解释，三者缺一不可，但以眼光与力量为较重要，有了此二者，坚持是自然的事。) 依据这个看法我们衡量杨振宁的工作，发现确实是三者俱备：他的眼光深远是惊人的，他的坚持能力可以从规范场的工作和1952年自发磁化强度的计算看出，他的力量则在许多工作中显示出来。1956年的宇称不守恒工作充分显示出他分析物理问题的力量；1962年关于非对角长程序的文章，则同时显示了他研究物理、研究数学的力量。

杨振宁常常向他的学生们讲直觉的重要，而且强调直觉是可以经过训练而加深的。他说一个人，无论是大学生、研究生、教授，都应当培养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发现直觉与现象或原理或新知识冲突，那是最好的深化自己直觉的时候，这时如果能把冲突原因弄清楚，会有更上一层楼的效果。这是不容苟且的事情，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相信书上的或别人的话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古人说“文如其人”，用在杨振宁身上很恰当：认识杨振宁的人都知道他待人以诚．从不投机取巧、仗势欺人或哗众取宠。看他的文章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文章里没有花言巧语，没有故弄玄虚，没有无的放矢，处处都是真枪实弹地打硬仗。他的文章有的写得很容易读，例如关于宇称不守恒的那一篇，可是在数学用得多的文章中他通常写得太浓缩，使读者望而生畏，例如非对角长程序一文则很不容易了解。显然他在写后一类文章时把数学推理放到第一位，而把读者的感受放到末位。

杨振宁喜欢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讲的“宁拙毋巧，宁朴毋华”，他说这也是他喜欢的做学问的态度。

杨振宁的科学论文虽然有时嫌过于浓缩，但从不给读者仓促成稿的印象。关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是前面提到过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那时先后有三篇文章发表：萨拉姆的、朗道的、杨振宁与李政道的，三者的主体结果是一样的，可是杨振宁、李政道的文章旁及其他问题，考虑周详，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讨论了细致平衡，从而指出当时的中微子截面实验结果是错误的。这是其他两篇文章没有考虑到的。杨振宁写论文是很谨慎的，这也许是他在1983年出版的他的《选集》的序中引用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原因吧。

杨振宁喜欢帮助别人，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时(19461948)，就已经是有名的学生一老师。在1985年，他的同班同学斯坦伯格(J.Steinberger)回忆那时的情形，这样描述：“在我们中间最令人印象深的学生一老师是杨振宁，他来自战时困境中的中国，虽然只有24岁，可是已经熟悉了全部的近代物理。”米尔斯在一篇关于他和杨振宁1954年怎样合作的文章写道：“(我)与杨振宁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杨振宁当时已在许多场合中表现出了他对刚开始物理学家生涯的年轻人的慷慨，他告诉我关于推广规范不变性的思想…。”

杨振宁的研究生数目不多。他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时没有研究生，他后来到了石溪，许多人以为他会收很多研究生，可是他没有。他说他不是“帝国的建造者”(Empire Builder)，而且他“没有很多好题目给研究生做”。迄今跟他做博士论文的不到 10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赵午(Alexander W.Chao)，杨振宁说他很得意的一件事是1974年赵午得到博士学位前后，他硬迫，或几乎硬迫赵午改行去研究加速器理论。杨振宁回忆说：“赵午能力很强，可是我说粒子理论一行里粥少僧多，每年每人能做出有意义的结果很少。相反地，加速器原理里面有很多问题，可是年轻人都不晓得这一行，不知道其中粥多僧少。”赵午改行后极为成功，很快即闻名于世界。

“ 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科学界却都在为袁世凯的孙媳鸣不平，甚至有人大呼：“这太不公平了。”“很清楚振宁和你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你们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这是李政道在接受《科学时报》访谈时所披露的一个细节，这段由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所表达的话涉及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恩怨往事。事实上，关于物理学界“双子星”的纷争决裂，远不如杨武之所描述的一般简单。署名之争1951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尚是情深意笃的挚友。这一年他们一同合作写了两篇论文，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这两篇论文原本是一篇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研究发现，按理说应是让两人感情的黏合剂。当初杨振宁与李政道还因此而受到爱因斯坦的邀请，爱因斯坦对他们所研究的课题极感兴趣，大肆夸赞了一番。可没想到两人却会因署名问题而出现嫌隙。两篇论文中的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为杨振宁在前，李政道在后，后一篇《格气和伊辛模型》则相反。外人看来这算是公平了，可李政道却因此不快，因为按国际惯例，都是按照姓氏英文首字母进行排序，并不存在地位上的差别。可杨振宁却告诉李政道，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年长四岁。李政道感觉这一要求很无厘头，因而刚开始并不同意，但最终还是依了杨振宁的意思。到了第二篇，李政道不愿再按照此种排序方式，于是说服了杨振宁按国际惯例使用姓氏首字母顺序进行冠名。这是李政道第一次对杨振宁心生嫌隙，当时他已不再希望与杨振宁合作，可杨振宁却希望能继续与他合作。但同时，李政道不清楚的是，杨振宁原本是想要把李政道的名字放在前面的，因为他想要帮助李政道发展科学事业。发生不快的事情，是因为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如果这一次仅仅是小火花，那么在诺贝尔领奖台上那一次署名之争就是燎原之火，那一次的不和让他们彻底分道扬镳。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正式领奖之前，外界宣传都是按国际惯例把李政道的名字放在前面，杨振宁在那期间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到了领奖地点，杨振宁突然提出要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理由还是年龄。另外，杨振宁还表示其夫人杜致礼希望在晚宴时走在最前面让国王作陪，他则走在第二位，由皇后作陪。李政道对此感到很不解，毕竟得奖的不是杜致礼，另外如此在意顺序也非常不适。但李政道的夫人秦惠不希望在如此重要的场面闹出笑话就同意了杨振宁的请求。这件事已让李政道很不满，随后在1962年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里，杨振宁再次对署名顺序提出异议，甚至表示杜致礼的名字也需要放在秦惠前面，因为她年长秦惠一岁。李政道认为纠结于此太过无厘头，于是提出不必再合作了，两人就此决裂。“宇称不守恒”优先权之争从署名之争上看，似乎杨振宁总是能遂愿，他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吃太多亏”，甚至到了李政道提出不再合作的时候，他情绪激动至痛哭流涕，表示希望再次合作。可实际上，杨振宁并不总是被满足的一方，在两人最重要的成就上，杨振宁对功劳的分配曾颇有微词。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无异于“天作之合”，他们两位奇才共同研究出的物理成果总是具备在物理学界激起水花的力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宇称不守恒的发现直接把两人推上了诺贝尔领奖台，那一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可原是皆大欢喜的事，两人却偏闹起了脾气。两人争执的焦点在于“宇称不守恒”问题发现的优先权。李政道一方坚持该思想是由他独立提出的。按照李政道的说法，他在1956年四月上旬就已提出这一问题，但杨振宁是五月才真正参与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说，杨振宁在其中并没有做太多贡献。这样看来杨振宁提出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就显得很不合理了，牵扯到两人夫人名字的排名先后则更是无理。但杨振宁却对这一点提出异议，他表示在1956年五月底，他因生病而无法亲笔撰写论文，他是在病榻上通过口述让夫人杜致礼代笔完成了《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这一论文。这篇论文给到李政道之后，李政道并没有做太多修改，也就是说这篇论文主要还是由杨振宁完成的。可李政道表示反对，因为该论文为物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报告，让一个非专业人士代为书写的说法太过荒谬。对于这一争执点，李政道一方的说法还体现在《李政道传》中。这本书中写到，宇称不守恒的想法最初是由李政道提出的，1956年四月底他与杨振宁见面后，就把该想法完全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起初并不认同李政道的想法，于是两人争执起来。但最后的结果是杨振宁被李政道说服，且两人都有合作意愿，才开始正式投入研究。杨振宁当然不会认同这一说法，但争执之下，旁人也总能有初步判断。关于宇称不守恒，两人都有无法抹灭的功劳，想法的确是由李政道最先提出的，可后来将之扩展到整个弱作用领域则与杨振宁分不开。但两人却丝毫不愿向彼此低头，这直接导致两人关系的决裂。曾为挚友杨振宁与李政道后来闹得如此难堪，让很多了解或见过两人感情亲昵之时的人感到惋惜。在物理领域，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合作被大家一致看好。杨振宁与李政道都是吴大猷的学生，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就读。只是杨振宁比李政道高两届，是李政道的师兄。杨振宁与李政道初次谋面即对彼此印象颇佳。杨振宁夸赞李政道为物理天才，并有意要提携这位师弟。李政道也认为杨振宁在物理领域极有天赋，属绝顶聪明之人。李政道后来李政道能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也是杨振宁的功劳。当时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得知李政道在美国加州工作得不愉快，便主动向普林斯顿院长奥本海默推荐了李政道。之后两人在学术问题上的探讨与合作都是愉快的。两人得奖后尚未完全翻脸，那时奥本海默曾评价：“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在生活上，两人比邻而居，关系亲密。杜致礼与秦惠是密友，两家常有走动。他们的孩子也是从心一通长大，算得上是世交。杨振宁杨振宁与李政道在美国进修期间，李政道因有双份奖学金而经济较为宽裕。杨振宁与李政道及另一友人相约开小汽车出行。那辆小汽车是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的。两人的友谊从那时起就已非常深厚。但谁又能想到，两个相识几十年的人，到老也不愿重归于好呢？在某次公开活动上，杨振宁被提问与李政道的过往时，情绪激动地说：“我们不同消息，关于这个我没有什么话讲，以后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相信每一位家长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文章末尾为各位家长分享一本好书，都别错过了！拿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话来说：想要让孩子学好数学，第一步就是要先弄清数学的基本概念；其次是它的基本概念的由来，这就需要父母在辅导孩子数学题的过程中，陪孩子多读一些数学方面的书籍，玩一些数学游戏。然而，攀登数学的高峰并非易事。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我也认为数学很枯燥，但一看到刘薰宇的数学书，感到很惊讶。你还能像这样学数学？”杨振宁是继牛顿和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能够认可的数学老师刘薰宇是不会错的。刘薰宇又是谁？刘薰宇与华罗庚、陈景润等数学家相比，并不出名，因为他的精力主要在数学教学和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中。刘薰宇一生写过很多数学方面的书，最有名的便是这三本：第一本是《马先生讲数学》，主要讲如何用图解法求解一些算术四则问题第二本是《数学趣味》，主要讲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数学问题，我们讲万物皆数学，通过万物来学数学是最快的。第三本是《数学的园地》，这一册就有点难度了，里面讲了函数、连续、诱导函数、微分、积分和总集等概念及它们的运算法的基本原理。虽然有点深，但讲解的方法很妙，六年级的娃，还能看懂一部分的内容。同时把这书拿给孩子看，平时孩子也补习数学，有时候觉得上补习班有点枯燥。可孩子看这本书，却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还能把他在补习班学到的东西运用过来。一看就看了个把小时还不觉得累！家长：实在是难得的好书！对于刘薰宇先生编著的这套经典数学科普图书，家长们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家长表示“这套丛书总体上有一种循循善诱，由浅入深的感觉，语言特别有说服力”